中医识疫有“三说”

“气”是中医对自然及人体疾病的认识核心，瘟疫的发生也多从其探讨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传统医学认为，瘟疫的发生多与“气”有关，“气”是中医对自然及人体疾病的认识核心。总体来说，古代医家对于疫病来源的认识有三种说法：一是“时气说”，二是“戾气说”，三是“瘴气说”。

持“时气说”者，如西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他认为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即“非时之气”，会导致疫病发生。他在《伤寒论·伤寒例》中指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意思是说，异常而剧烈的气候变化是导致人们罹患流行性传染病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判断“非时之气”?古代医家往往选择某个节气进行观察，将此时的气候状况与此节气应有的气候对比，借以判断是否属于“非时之气”。如王叔和在二十四节气之日观察四季气候，并根据四季气温寒热温凉的不同，判断正常气候到来的早晚，若前后时间超出了一定范围则认为不正常，可导致疫病发生。他认为，正常气候为春暖、夏热、秋凉、冬寒，而“非其时而有其气”，是疫病发生的条件。具体讲，正常时节的温凉寒热，时间上最多允许有三个节气的差别，如果“其冬有非节之暖”或“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该寒而热、该热而寒)，则为“非时之气”致疫。

持“戾气说”的代表医家是明末清初的吴又可。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瘟疫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一种异气所感”，他又将“异气”称为“戾气”“疠气”“杂气”等。吴又可创立了新的瘟疫病病因学说——“戾气学说”，认为瘟疫不同于伤寒和普通的感冒，也不同于时令不正所引起的“时行病”，时行病不会形成大流行，而瘟疫会引起大流行，即所谓“沿门阖户，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疫疠之邪不是风、寒、暑、湿、燥、火等一般的外邪，它是“天地间别有的一种异气”，这种异气的特点是不能察见、嗅闻和触知。如上所述，吴又可指出瘟疫是由某种特殊的疠气所导致的一种具有广泛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疾病，无论男女老少，体质强弱，一旦接触，皆可发病。吴又可的“疠气学说”突破了千年的旧说，与现代传染病学对于病原体特征的认识基本相符。

持“瘴气说”者认为，某些疫病的产生是由于在特定地区感染了“瘴气”所致，此种疫病也被称为“瘴疫”。瘴气又称“瘴毒”，最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到达岭南后因不适应当地的湿热蒸郁之气，水土不服或感染疟疾，因为当时不明白具体病因，故而笼统称为瘴气，如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中曾说：“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也。”部分医家认为，瘴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疟疾，广义指发生在特定地域并与该地域气候密切相关的某些疫病，如明代武之望在《济阳纲目》中曾提到：“凡人感冒山岚烟雾，蛇虺毒气，其证恶寒战栗，发作头疼，休作无时。”可见此类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一定地域性，与当地气候环境关系很大。▲

吴又可是怎么创始温病学？

吴又可（1582—1652），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温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以医为业，是明末具有创新精神的著名医家。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性极强，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瘟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吴又可59岁那年（1641），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温疫流行甚剧，他的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者。”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这“干村辟历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凄凉景象，使他感慨不已，愤然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废弃仕途，不应科举，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地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论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他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温疫论》一书。《温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为温病学说的创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吴氏认为：瘟疫病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因为外感邪气，而是人体感染了一种“戾气”。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天地间一种戾气所感。同时还特别强调提出这种戾气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物质的一种形式。”他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肯定了气即是物，物即是气。他反对厚古薄今，墨守古法的医疗作风，在他的医疗著作里指出：“守古法，不合今病。”在这种注重实学观点指导下，吴氏潜心研究温病之病因、病证和传播径路，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温病都是感受一种“戾气”，而是许多种。所以又称之为“杂气”。他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明确区分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上的不同，他说“伤寒感天地之正气，温病感天地之戾气”。同时指出戾气是可以防治的。吴又可关于瘟疫病病因的认识，最接近现代的微生物致病学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关于疫有九传的论述和对瘟疫病症候的详细观察，说明他充分认识到外感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使用达原饮力图直捣膜原、驱邪外出的治疗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人对于外感热病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吴又可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而是香致病，既与戾气的量、毒力大小有关，也与人体抵抗力强弱有关，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突破了前人关于“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笼统观点。吴又可的勇气，鼓舞了清代的温病学家，他们不仅吸取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而且也大胆地提出了外感热病的不同传变规律的新学说，终于建立起与六经不同的另外的辨证体系，丰富了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

吴又可还提出，瘟疫病有强烈的传染性，不论是年老体迈的老人还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很容易感染瘟疫。并且在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同等的机会感染瘟疫，有些瘟疫病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来回的传播。导致这些瘟疫的戾气也是不同的，不同的戾气导致的瘟疫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吴又可毕生从事医学，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有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同时吴又可还往往是出奇制胜。相传有一天，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被认为是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温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是吴又可惟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50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30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