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这个词是谁说的?拜托各位大神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外交文献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 中国正式作为国家名称是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也就是叫作中华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一词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6�1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6�1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6�1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6�1大雅�6�1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6�1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到清代,处于清政府管辖下的全部领土,都以中国为:它的代名称。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才专指国家的全部领土,不做他用。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民国,当时合汉、满、蒙、回、藏五个大族为一家,定名为中华,全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其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6�1的使用历史,但一直只是作为一种:代指性名词来使用,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6�1署的国名是“大清”。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一名,在外交文献上出现,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但在国际媒体上一般是指中国大陆。

二、“中国”这个称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汉语“中国”一词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基本上是一地域和文化的概念。春秋时期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不算中国。以后中国的概念逐步扩大,到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并且包括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国,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时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汉朝以及汉朝以前,可考证的“中国”一词的用法有如下几种:

指京师,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指汉民族所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区,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又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区,如《三国志》:“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又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中原地区和中原王朝被称为“中国”,不仅由于地域亦源于文化传统,因为中原王朝建立之时间较早,经济与文化具有较高水平,是所谓礼义之邦的华夏文化。一直居于四夷之上。此时,“中国”一词拥有地域、文化和民族的多重意义,民族的意义要强于地域、文化的意义,且该词的政治意味比较小。

自汉朝以后,“中国”一词的语义发生变化,民族的意义削弱,地理和政治意义加强。所以,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便以中国自居,比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 ,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

“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突出这一现象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加明显: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政治意义明显占强势。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控制中原地区,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各族人民的中国。

直到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代指性名词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从清朝后期开始,清朝与西方国家交流时开始使用“中国”这个名称,往往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个称谓正式成为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但在国际上的共同认知中,“中国”一词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中国一词出自哪里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同时又以“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的代称出现。

而汉语中的“中国”一词,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汉代始建蛮夷邱,并使汉字文化圈正式成型,南北朝建四夷馆,明代四夷馆,内分八馆。

扩展资料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到了汉代通过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奠定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

后又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交融,逐步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而人口也不断攀升,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一亿,清朝时期人口突破四亿,到2005年中国人口已突破十三亿。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绚烂多彩,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

四、中华民族的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1、“中华民族”词源

“中华民族”一词,乃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之后同时期后续提出有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阐释与政府认可。梁启超提出指华夏族、汉民族、炎黄遗族等。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明确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由此可知,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就等于汉族,他将中华民族认定为汉族与其前身华夏族,而不是认定中华民族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

2、“中华民族”词语解释

中华民族并没有明确定义,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一词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在清朝末年,特指汉族、炎黄遗族等,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广为流传,更随着诸多学者的提倡而广为人知。而后孙中山于三民主义中提倡将汉、满、蒙、回(维吾尔族)、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近代学者中,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及许倬云提出华夏族,以及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的意涵逐渐由汉族融合各族演变成更为广泛的概念。

现代中华民族的概念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推动,根据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少数族群未必是炎黄子孙),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汉人或海外华人(未必有中国国籍)。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希望将中华民族作为生活在大中华地区境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统称。现在中华民族是以汉、满、蒙、回、藏、西南边疆民族及其他民族为组成,此观点经常见于作为中学的三民主义教科书中。经过一系列民族识别工作后,中国大陆现今官方承认有56个民族,其中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

3、另附“中华”词源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 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五、中国一词的来历

中国在古代不是国名 而是中心之国(世界的中心)寓意!

最早一中国以国名出现是清末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当代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以56民族的大中国,意思是鼓励当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 我们都是中国人!

六、“中国”这个称呼的由来?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曾经指出《诗经》中不少“中”字的“倒置”现象。例如《周南·兔四且(音沮,捕兽的网)》:“肃肃兔四且,施于中林”。“中林”为“林中”的倒文。《邶风·式微》:“胡为乎中露?”“中露”是“露中”的倒置(参见同诗下段的“胡为乎泥中?”)。《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庸阝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即河中,等等。最好的例子大概是《桧风·羊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这里的“中心”,只能解释为“心中”。总之,上面的例子说明“中某”结构在古代,代表“在某之中”。“中”字在此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in the middle of。如果要用单词比拟,则类于amid或amidst。毛泽东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倒置“下”字,与此颇为类似。但是毛是为了押韵。《诗经》中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中心是悼”,则不能以押韵解释。由此推之,“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古汉语中的“词序倒置”,决不止“中河”、“中原”、“中林”等例子。其他例子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称“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古代华夏先民的复杂成份。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虽然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国都,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古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的是:

1: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2: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

3: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4: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所以后来,通常会把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政权国家称为中国,《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契丹在和大宋王朝议和签订“潭渊之盟”,成为兄弟之邦后,契丹更是大力推行汉化。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在建国伊始就建孔庙,非常尊孔,而且还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直矣!”因此契丹自称中国不是没有的阿。而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特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呀,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呀!

金人自称汉人是从公元1141年南宋金和议后,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这以后金国就以中国正统自居,称自己为汉人,后来元朝也顺着叫原金国统治下的人为汉人.

中国作为国家概念的指代也许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正式作为国家的称呼是近代的事。而古人通常不会自称我是中国人,而是说我是某个朝代的人或是华夏人。以前的人的文章,没有几个人自称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称为“中华人”“华夏人”。虽然在清末,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当时人对国家名称“中国”的认同,还比不上对“支那”的认同,直到民国的建立,才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家代名词。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看出古人对国名的认同态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注意那个或字,也就是说95个人中认同中国这个名号的还不到7个。而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可见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这个词当作国家称呼。

再说一个历史里的事:藏文《于田国授记》记载,一位叫尉迟胜的于田国王娶了一个中国公主普尼亚斯瓦罗,这位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了于田。这位“中国”公主是楼兰人,欧罗巴人种。因楼兰臣服于汉,藏文史书把楼兰称为中国。西域并非中原,在藏族眼中,西域也是中国,可见“中国”也并非完全是汉人心理定势中的中原。更何况,象日本的广岛、冈山、山口等地也叫“中国地方”,广岛也有“中国广播公司”,都是取“中国”这个词的古义。

虽然“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最后说一个关于中国的外国发音的问题。

欧洲人最早是称呼中国为“契丹”,这是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按英文原名严格讲,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现在英文称呼中国为“CHINA”,是近代才开始改这个称呼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能带有歧视的意思,前一段时间好像闹的也满凶的,很多人建议改回Cathay。但是已经成了国际习惯,而且在今天也没有谁把它当作贬义词来看待,所以后来也就算了。

最后说一下支那的问题。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词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为“隋”,唐朝时称中国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词汇。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为“汉字”,把中国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的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

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

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现在英语中Chino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词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