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云乡丛稿》，书人书事知多少

文｜筠心

十多年前，有位书蠹朋友向我推荐了邓云乡的书当时书店里不大能买到他的作品，于是我就在网上试着读了一本电子版的《水流云在书话》。那时我视力尚可，既无飞蚊症，也未添老花，每晚下班回家，歪在电脑前阅读数页，浓浓的书香透过屏幕，弥漫小屋，乃至沁人心脾……后来，网购便利了，我陆续入手《云乡话书》、《文化古城旧事》、《红楼梦导读》、《云乡琐记》等。一卷在握，随读随划，更添了许多惬意。

但我有个毛病，读邓云乡的书，总也读不快。因为他的书之于浅陋无知的我，里边不少内容是从未谋面，甚至闻所未闻的所谓生书。读生书，自然新鲜有趣，却须多费些心思去理解去消化。而我一直是以学习的心态来读邓书，又岂能容忍自己囫囵吞枣呢？

不过，最近我读《云乡丛稿》，三十万字却只用了半个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大声朗读，这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即使遇着相对烧脑的内容，也不易分心走神。正当我为自个儿发明的妙招洋洋得意时，好巧不巧又在书中的“夏、叶《文章讲话》”篇读到：

换而言之，朗读是连接起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一座桥梁。无非是多喝两杯茶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便将《云乡丛稿》真的读完了。书中倒数第二篇是“百年商务旧话”，末段我连读三遍，不禁热泪盈眶：

这篇末尾注有：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完稿于浦西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是啊，距二十一世纪不到三年，可是邓云乡却没等到——因为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并不算高寿的他却为读者钩沉了无数书人书事，与他同时代的，或更往前的，并秉持梁任公所云：笔端时带感情，留下了一篇篇有情有温度的文字……这么前后一联想，我又怎能不唏嘘呢！

邓云乡的书斋名“水流云在”，取自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他曾说，面湲湲之流水，望悠悠之白云，这是一种很好很理想的意境。如今，云亦随水而逝……唯有翻开《云乡丛稿》，摘取数朵云彩，是借花献佛，也是怀念。

• 潘曾莹与《庚戌春闱纪事诗》

科举考试的年代，家中若有子弟考中举人进士，那自然是无上的荣光。记得丰子恺的散文记他的祖母，临终前如何咬牙挺住，直至获悉儿子中举的喜讯，才欣然逝去。我幼年时，家乡有一处残破旧宅，名曰“世进士第”，据说这家祖上出过父子双进士。那时科举早已不兴，不知“进士”为何物的我，只瞧着大人们谈起这段历史时的神情，也不由得心生崇敬。后来，读书多了，才知莫说父子两代，科甲鼎盛的人家，六七代间，竟可以状元、探花、翰林、进士搴芳竞秀，才人辈出。比如苏州潘世恩、潘祖荫的“贵潘”家族。

前有父亲潘世恩由状元至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后有侄子潘祖荫自探花郎至工部尚书入军机，夹在中间的潘曾莹只能“无奈”地被隐没。虽然没有那祖孙俩的赫赫声名，但事实上，潘曾莹并不平凡。他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且能诗善画，才华了得。潘曾莹两次被选中掌文衡，即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阅卷工作，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进士。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潘曾莹参与其中，那么，他能是泛泛之辈吗？

第一次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潘曾莹是同考官，即十八位房师之一，负责将举子们的卷子择优挑选加批后，再推荐给四位正副总裁定夺。从三月初六进场，至四月初旬阅完卷、填好榜，潘曾莹食住在试院里一个多月。他所作的《庚戌春闱纪事诗》，便反映了那段时光里紧张又忙碌，荣耀兼欣喜的感受与心情。

邓云乡选取其中一组《分校杂咏》小诗，那里边的四首以飨读者，而我作为二道贩子，再选偏爱的两首，回味并珍藏：

先说前一首，若不知晓当年试场里的掌故，确实难领会这句“出蓝妙选择”，究竟妙在何处？原来考生们墨笔写的卷子不能直接拿给考官，必须经抄手用朱笔重抄一份，所谓的“朱卷”，方能送去评阅。因此考官在卷上写批语，就得用蓝笔了。而至于非蓝笔不可，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内含对新晋进士的殷切寄望。想不到，竟是一支如此细腻而精心的妙笔啊！

后一首是咏存放落榜者卷子的卷箱，今日的考官当年也曾十年寒窗苦读，名落孙山的滋味感同身受，所以你的心血与泪痕，过来人我又怎会不知呢？

藉着潘曾莹的诗笔，我们得以窥见被滚滚历史洪流淘汰了的科场一隅。是的，那早已过时，但也的的确确为国家选拔出了像曾国藩，像林则徐这样的栋梁之才。尤其诗中的情意，何时读来，都不失亲切动人。

• 陈师曾与《北京风俗图》

读邓云乡的书，我常自叹孤陋寡闻。比如陈师曾，这位上世纪初誉满京华的画家、诗人、金石篆刻家，我是最近才自《云乡丛稿》中认识。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祖父——因“戊戌政变”而被撤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知道他的父亲著名江西派诗人陈三立，人们常说的散原老人；更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弟弟，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至于他那位不拘形迹的至友鲁迅先生，他慧眼所识，且大力提携的大画家齐白石，不光是我，恐怕得举世皆知。然而，绕了一圈，我却独独漏掉了他，终归是书读得少啊！

师曾先生大名陈衡恪，幼年失母，成年后两度丧偶的他，个人生活实属不幸。然而，他的为人却是温雅随和，在朋友中极有人缘。陈师曾与鲁迅先生曾三度相处，从南京陆师学堂，到留学日本，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两人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鲁迅先生管陈师曾要印章，要画儿，那是张口就来，不带客套；而陈师曾对于鲁迅先生给的润资，也是毫不客气，照收不误。此外，他还有一班时常在宣南法源寺看花雅集的文人师友，比如陈石遗、黄晦闻、林宰平、姚茫父等。

师曾先生自言：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陈师曾的风俗画”一节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两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想不到，外行人居然看出了门道。

邓云乡则强调师曾先生的画，其独特处在于：“他画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和思想性，这是别的画家所没有的。”

因为有书卷气，他的《北京风俗图》三十四幅画，名字即便曰“俗”，画却丝毫不俗；因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清末民初的市井百态，被他描画得栩栩如生，并细致入微。略举几幅画名，可见一斑：《糖葫芦》、《拾穷人》、《菊花担》、《泼水夫》、《人力车》，而他，一个贵公子的公子，一个留过洋的“中层干部”，却能为一群困苦无告的底层贫民倾情着笔，其良苦用心能不令人感动吗？

更相得益彰的是，还有数位与师曾先生过从甚密的文友为《北京风俗图》题诗题词，以便后人能清楚地了解当时社会风貌。比如《泼水夫》，两人推着水车，用长柄木勺在街头巷尾洒水，青羊居士（何宾笙）题云：

而两榜进士出身，又有留学经历的姚茫父，更是大手笔——为三十四幅画各填了一阕词，题泼水夫的是《双鸂鶒》：

这真是雅俗皆有了！让人惋惜的是，通常画家高寿的多，师曾先生却只活了四十八岁，不能有更多的作品传世，叹叹！

• 鲁迅与《北平笺谱》

我之所以对邓云乡的书爱不释手，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边总会时不时爆些我闻所未闻，且其他书里没有的“猛料”。八卦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我实在不能例外。《云乡丛稿》里，这次借着《胡适日记》，揭了一对兄弟的短，大名鼎鼎的大文豪鲁迅与给人感觉几乎是无书不读、著作等身的周作人，两人居然曾双双落选秀才考试，尤其弟弟，考了三次都没过。这是有多难考啊？诸位，您还敢再小瞧秀才吗？

另一桩意外是，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共同编印《北平笺谱》的事儿。以我国新文化旗手著称的鲁迅先生，却对传统文化之一的笺纸，对木板画心怀眷恋顾惜，近而产生“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的担忧。于是，身处上海的鲁迅先生提出倡议，约同知己郑振铎先生，请他在教书之余遍访北平琉璃厂各家南纸店，搜购精美雅致的笺纸。接着，一个在沪选稿、编审，另一个在京联系印刷、出版事务。历时近一年时间，两地也不知往返了多少次邮件，含三百四十幅笺纸，分装六册的《北平笺谱》出版成书了！

此事往大了说，是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往小处说，也是为那些默默无闻、辛苦劳作、技艺精湛的刻制水印笺纸木版艺人正名了，因为《北平笺谱》的目录中，画家与刻工名字并列，比如“花果，四幅，陈衡恪画、张启和刻”。这便是我们印象中常常要去战斗，要去革命的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珍视。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不写信了，笺纸早已成了秋扇。可是，当我们读到木心的“车，马，邮件都慢”，不是照样感动吗？这或许就是《北平笺纸》于个人的意义。文化从来不是断层的，何况那些精华部分，虽旧，却仍是好东西，值得珍藏。

对于《北平笺谱》，邓云乡有一段很精彩，且略显激动的议论：

西谛是郑振铎先生的字。收在《云乡丛稿》里的这篇“《北平笺谱》史话”有个副标题：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年祭，此文完稿于一九八六年，距离《北平笺谱》出版，已过去了五十二个年头。岁月悠悠，愿美永恒，永不销沉……

• 陈声聪与《旧都文物略》

“《旧都文物略》小记”篇幅不算长，读来却十分亲切。第一段邓云乡讲述自己喜得宝书的经过，读书人的可爱劲活脱眼前：

诸位，您是不是也特好奇，让邓云乡如此倾心，唯恐失之交臂，不惜重金买下的宝书，它究竟有何来历？那是一本民国旧书——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冬天的《旧都文物略》，编辑者是“北平市政府秘书处”。这本巨型画册内有照片四百多幅，十五万多字文言文穿插其间，共分十二门：“城垣略”、“宫殿略”、“坛庙略”、“园囿略”、“坊巷略”、“陵墓略”、“名迹略”上下、“河渠关隘略”、“金石略”、“技艺略”、“杂事略”，宏大地展现了七七事变前北京的风土风貌世俗人情，真可谓弥足珍贵。

但其实这部北京历史文献，最初的编纂主旨是“为导游之助”。在旧市长袁良的主持下，为数不多的几位编辑人员，冒着酷暑据书查考，实地摄影，历经五个月编纂而成；可等到书得以付印，已是新市长秦德纯任上，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某人，便挂了个坐享其成之名。

此书令邓云乡尤感亲切的，是因为人。首先为秦市长代笔写序的机要秘书柯燕舲，曾经是他的老师；再者主编汤用彬的弟弟汤用彤，是他在北大文学院就读时的院长；最后，编辑之一陈声聪是他在沪上结识的忘年交，两人聊起京华掌故来，真真是不亦叹乎……更难得的是，陈老先生当时仍健在。因此，邓云乡获此宝书，顾不上回家，便径直赶往老友处，请他老人家题字。睽违五十载，人与书重逢，是何种情景，不说也知了。

陈声聪老先生的题跋中云：

原来编印此书，导游之外，还有这层深意。那正是侵略战火由关外即将蔓延入关之时，想来陈声聪身为袁市长的机要秘书，应该是知道些内情的。

陈老享高寿，活了九十一岁，耄耋之年仍勤于著述，精神可嘉。尤其他晚岁出版的《兼于阁诗话》，被评媲美于其福建同乡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邓云乡感叹与福建人有特殊缘分，青少年时期在皇城根儿，作为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后人的房客，十余年之久；临老在沪上，又有缘认识陈声聪，半个世纪前的旧籍，获原编者题跋，不啻为一段艺林佳话乎？

• 后记

《云乡丛稿》中，令我感动的书人书事颇多，粗粗罗列便有十三则，若全部摘取，篇幅过长，读来不免疲乏。所以，还是决定狠下心来取舍，取者入本篇；舍者先藏着，待来日再写入另一篇？都是好东西，当一视同仁。

邓云乡说，他与福建人特有缘分。我虽不会闽语，但父系一族却也是如假包换的闽人，那算不算我与云乡先生也有一点点小缘分呢？哈哈，说笑话了。但我真心爱读他的书，会心处共鸣处举不胜举。

仍以“百年商务旧话”篇为例，邓云乡回忆曾于一九五四年冬，在南京清凉山后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这部大型辞书的主编，当时已六十多岁的方毅老先生：

其实，云乡先生，我能想象。因为我读您的作品时，也曾被“真有如佛家当头棒喝”击中，以至于深深地痛悔自己虚度时光……

＊ 图片系陈师曾画作，来自网络。

【同系列文字】

读《云乡琐记》，感受学人之养成

二、现代中国画的其他代表人物

黄宾虹：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彩。

潘天寿：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

傅抱石、溥心畲、于非闇、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绘画。这些近代画家的作品与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有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当时人们的情感心理。

齐白石的真率与刚健，黄宾虹的深沉与热烈，潘天寿的雄浑与骨力，傅抱石的恣纵与情致，都与现代精神相通，都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思想情感范畴。 在中国画百年间的发展中，同时伴有融入、吸收世界美术元素的现象，这是一种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大趋势。被吸收、借鉴的外来美术主要有：西方（美、法、意、俄等）、日本。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思潮、论著、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随着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大批青年美术家留学日本与欧美，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

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和画家徐悲鸿、高剑父、刘海粟等，都倡导西方现实主义美术或学院派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几十年来，融和型中国画成为主潮，是中国人民欲将古老的文明推向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奋斗在美术领域的表现之一。

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创始人的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绘画。他们多曾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术，强调写生、取材于现实、教育性和融会中外画法──如光色、纵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鸟和走兽题材的创作中，他们把居廉的没骨画法、撞水撞粉画法和横山大观、田中赖璋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为一，努力创造一种奔放雄劲而又富于时代感的美。岭南画派虽然云集了广东的一批中国画革新者，并不是一个以描绘地方风情或景色为指归的地域性画派。他们以创造新国画为己任的大胆探索虽不成熟，但却造成了思想上的显著影响。

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启示的徐悲鸿，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把维妙维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和教学，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中国画的教育改革做出很大贡献。

融和中西有广阔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可以融和成多种类型、形态与风貌。如陈之佛融东、西洋的装饰性色彩于工笔花鸟而不露痕迹；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法，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不改变画面的传统风神；李可染吸取西画写生法与写实观念却不减弱传统笔墨的作用；吴冠中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色调观念与方法表现传统的诗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

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乃至刚刚跨入画坛的青年画家，在融和中西方面更是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与探索。贾浩义吸收西方抽象手法，以大块墨色实现东方象征主义；田黎明把东方对人与自然的情怀，与西方印象主义融为一体，追求光影在国画中的表达；杨瑞芬将西洋用色意识与国画三矾九染结合，用揉纸、接染等技法追求肌理，同时吸收日本装饰绘画、西方设计思想；蒋采苹把起源于中国、盛行于日本的岩彩画，引入工笔画创作和教学；等。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是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从“走向十字街头”到“描绘工农兵”

中国画自元代以来，渐渐封闭在士大夫和贵族的天地里，极少描绘下层劳动者与繁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把下层社会人作为欣赏的主体，文人画成了贵族化的艺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美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清末民初，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的著名画家吴友如，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了《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喇嘛僧、老西儿等。

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也以走向十字街头为旨，以同情的态度描绘城乡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景象。北方的赵望云则到冀南、塞上等地作农村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画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不理睬“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指责，“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改变旧有的画风……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王森然《群众画家赵望云》，《大公报》）”。冯玉祥为他的大量写生配了诗，老舍、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视为一场艺术上的革命。

抗战期间，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战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创作了《流民图》，在四川大后方的一些画家如关山月等，也到西北地区写生……。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涌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等。走向十字街头变成了描绘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

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中国画画家渐渐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绘画与现实的关系，涌现了一大批敢于创造又钻研传统的中青年画家，中国画坛呈现一片新气象。